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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汉学家:别叫我们战车 中国人踢球太随便

2010年07月09日09:58体坛网我要评论(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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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坛周报记者王勤伯报道 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小说家的批评曾引发不少反响。他也是个足球迷,每周都会踢球。

在他位于莱茵河畔的办公室里,顾彬教授和本报记者畅谈足球,阐述了德国人的比赛精神,也批评了对于德国足球的陈见。

记者:德国3次夺得世界杯都在二战后。你1945年出生,对1954年联邦德国首冠还有记忆吗?

顾彬:50年代,爸妈不允许我踢球,让我好好学习,期望我能上高中。那时德国只有5%的人能上高中,要上必须通过笔试。当时我们经济情况不怎么样,爸妈老怕我考不上,要我多在家里学习。这是为什么1954年德国获得世界冠军我是听人说的。当时我9岁,有小孩问我知不知道谁是1954年冠军,我告诉他:奥地利。我根本不知道是德国。

那时候,基本上没有家庭有电视。喝啤酒的地方有电视机,每人掏上一两毛钱看球。小孩也都跑去,但大人不高兴小孩也看球,认为他们是看热闹。有次我出了钱,大人还是让我走。1954年前后,我并不知道足球、足球比赛、观众都是什么样的。

后来我家从策勒搬到德荷边境,住农村。农村小孩爱踢球,有次他们也来喊我去踢。如果记得对,我是14、15岁,甚至16岁才慢慢开始学踢球。这是为什么到现在我的足球技巧都不怎么样,更确切点,是还可以,但不太理想。我从小爱运动,参加短跑、长跑什么的,我的身体那时还允许我跟农村孩子比拼,他们用技巧,我用力气。这种踢球方式,英国有个贴切说法,“kick ‘n’ rush(大脚和赛跑)”,现在基本我还是这样。

记者:1974年联邦德国再次夺冠。那届世界杯西德小组赛0:1输给东德。你当时已成为知识分子,面对东西德相遇是什么感受?

顾彬:东西德在球场上相遇,我就知道西德会失败。因为他们认为东德的足球不怎么样,必定低估对手。通常最容易打败德国的球队,都是看上去不重要的球队,从所谓小国来的。1978年还是1982年,我们输给阿尔及利亚,有次欧洲杯输给阿尔巴尼亚。直到90年代末都是这样,德国和小国球队踢总有困难,他们总低估对手。

我们德国知识分子这样看足球:踢足球能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。对于德国人来说,认真是非常重要的道德,另外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。德国战胜英格兰那场,英格兰一段时间踢得很棒,但最后阶段他们完全放弃。墨西哥尽管输给阿根廷,却不一样,他们到最后1分钟还在斗争。

记者:20年前德国统一时,很多人说东西德能联合组成一支超级强队……

顾彬:贝肯鲍尔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。他说东西德统一后,很长时间世界上没有别的球队能够和我们相比,意大利、阿根廷、英格兰都无法战胜我们。我们90年代这么差,这是重要原因,我们都相信了他。

1994年和1998年两届世界杯,德国困难越来越多,新世纪初,德国队好像只能回到那种kick 'n' rush的办法。2002年我们能和巴西进行决赛,但实力根本无法跟他们比。

克林斯曼成为德国主帅后,他认为我们的足球太过时,主导引进新的训练方法。我还记得所有记者、报纸都嘲笑他。但他是对的,结果我们还是第3名,如果没有他,我们都不可能获得第3名,如果没有他,也就没有之后的勒夫。如果没有勒夫,德国足球还会是老样子,没有革新和希望。所以,对这支年轻的德国队,我们没有太多成绩要求,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认真和斗争。

记者:意大利、西班牙等国媒体都报道过,现在德国队有11个“外国人”。这反映了最近一些年德国越发多种族、多元文化的趋势吗?

顾彬:应该这样看,移民从来就是历史现象。只有外国人叫德国“Germany”(日耳曼之地),但在德国你好像找不到这个“日耳曼民族”。法国叫我们“Allemagne”(阿勒曼涅),还稍微不偏题,德国确实有过“阿勒曼尼人”。我们是很多民族组成的国家,从罗马帝国开始就不光一个民族住在德国,而是好多个民族。从文艺复兴开始,德国逐渐强大,后来普鲁士时代经济发达,各国来了好多人。很多德国人的祖辈都是从波兰来的。再比方说,听说在柏林现在有3万俄国人。

很多德国人先祖本就不一定是德国原住民。我的姓氏(Kubin)不是德国姓氏,而是拉丁姓氏,经过俄国、捷克,最后转写成一个看起来比较德国的姓氏,这说明我祖辈几百年前是俄国人什么的。我小时候有两本护照,德国和奥地利的。1977年我要在柏林自由大学做官,必须做出选择,我放弃了奥籍。我认为自己是德国人,因为我很认同德国的道德。另外,德国队“外籍球员”基本都在德国出生,母语是德语。例如厄齐尔,他生在德国,爸妈是土耳其人,他可以自己决定是德国人还是土耳其人。

记者:对于这个多元化现象,似乎其他国家比德国人自己接受起来难度更大。例如有人写厄齐尔不唱国歌而是做祈祷,英国有报纸在波多尔斯基罚丢点球以后说“他不是德国人!”作为知识分子,你觉得球员不唱德国国歌是件严重的事情吗?

顾彬:他们不该这样说,波多尔斯基罚丢点球是因为他不认真,他觉得很简单。另外,波多尔斯基的德语是科隆德语,他说方言。我在波恩(和科隆毗邻)已经25年,但当地方言我一直不会说。

德国人二战后受到再教育,到现在还这样,知识分子都对国家保持怀疑,提出质疑。我们和国家关系不太融洽,老觉得如果我们不够警觉、不够批评,国家就会有问题。我们原来国歌的歌词,前面两行很有问题,这是为什么有人在唱德国国歌时会有困难,我们对不唱国歌的人是宽容的,也应该宽容。或许他们年龄大一点,会觉得这个国家还可以,比方说,我70、80年代对德国很有看法,随着年龄的增长,加上我去过好多好多地方、发现其他好多国家的问题比德国还大,所以我现在觉得目前的德国算得上比较好的。

记者:我理解你说的警觉。你曾经批评过《狼图腾》一书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倾向。我认为,世界杯的报道也涉及世界观。例如英国媒体爱谈战争,英德比赛前大谈战争。中国体育媒体受英国媒体影响较多,德国战车、坦克、闪电战这些词也用得频繁,我对此很反感。像德国作家彼得·斯奈德就站出来批评英国人,他认为今天英德两支球队都代表两个多元文化国家,但英国人不愿意放弃有关战争的陈词滥调……

顾彬:这是为什么我一直不太高兴,中国知识分子、学者、作家老爱说“西方,西方,西方”。作为代表西方的欧洲国家,它们彼此的区别非常大。英国人对德国的看法,跟历史有关,但他们不了解,经过50、60年,德国已变成一个主张民主的国家。他们离不开自己原来那个关于德国的印象。现在你分别看中国和英国报纸有关德国的报道,你可以说,中国记者想了解我们,而英国记者不想了解我们,他们太需要保持那个对德国固定的印象。

《狼图腾》的内容不一定都是那样,但有一点点倾向。在德国,现在还有很多报纸会谈起我们的历史,像《法兰克福汇报》,每星期都会谈起纳粹、犹太人问题。我相信德国没有第二段历史被思考得那么多,我们已对过去进行诚实的研究和反思,如果别的国家有困难去接受,不愿了解我们怎么努力去克服自己的过去,这是他们的问题,不是我们的问题。

所以,现在还把德国队称为坦克、战车,我认为有问题,第一,我们不会再打什么战争,第二,现在德国队技巧跟过去不一样了,他们在学习巴西、法国、西班牙,还能用坦克和战车来形容我们的足球吗?

记者:你时常去中国,对中国足球有哪些亲身的体会?

顾彬:我写过一篇有关中国足球的文章。每次我去中国,都会带上皮球和球鞋,无论我在哪所大学上课,都和学生们踢足球。但在中国踢球,基本都是我一个人锻炼。为什么?中国学生技术都很好,缺乏力量,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认真,只想随便玩。我记得2007年在成都和学生、老师踢球,有时对方门将不呆在门里,跑去别的地方,有些人去抽烟,有些人去打电话。在德国,这种事情肯定不会发生,你要踢球就认真踢,要不然你回家。另外,如果你去抽烟或者打电话,肯定有人骂你一顿,不许你再来。当然,我也接受中国学生对我的批评,他们说我踢足球放松不下来,无论对手是谁我都想赢。他们踢球,从来不数两边分别进了多少个球,我和他们踢球,一个人沉默地在心里数着所有的球数。比赛完了,我知道我赢了还是输了,他们无所谓。所以他们批评我也有道理,我有点过分,但这是我的性格,我没办法。

记者:你说踢足球能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,我相信会有中国球迷比较难于接受这个看法。中国足球给老百姓造成的那种失落感,你曾留意到吗?

顾彬:中国老百姓对国家队成绩感到失落可以理解,我们过去也失落过。例如90年代德国队差得很,有次参加欧洲杯,大概是2000年,所有的比赛都输了(实为1平2负)。2004年我们在上海开会,夜里我看了德国和拉脱维亚的比赛,德国没办法把他们打败,我觉得丢脸,深刻的失落感。中国老百姓看国家队感觉到失落感是可以理解的,这说明他们至少还希望中国的足球队能代表中国,能代表中国老百姓。

2004年沃勒尔愤怒地辞职,用了一些骂人的词,但是我们能理解。这就是德国,如果你失败,可以理解,如果你不斗争,你不认真,这需要挨骂。所以对于德国人,输赢并不是那么重要的,重要的是你斗争。像2006年,德国和意大利拼得很厉害,最后15分钟,意大利就是更强,那两个球没办法防住。尽管失败了,我们还是会夸德国队,因为他们尽力了。

关于顾彬

沃尔夫冈·顾彬(Wolfgang Kubin),1945年12月17日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,是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、翻译家、作家、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、汉学家。

顾彬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,其研究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,以德文、英文、中文出版专著、译著和编著达50多部。

顾彬近年来已出版的重要著作有《红楼梦研究》、《中国诗歌史:从皇朝的开始到结束》、《20世纪中国文学史》等,重要译作有《鲁迅选集·六卷本》等。

2006年11月,他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,对中国文学进行了深刻评论:他称卫慧的《上海宝贝》为垃圾,认为姜戎的《狼图腾》带有法西斯主义倾向,同时,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鲁迅的崇拜,表示“当代作家中无人可与鲁迅比肩”。

很少有一个西方学者像顾彬教授这样,集30余年的时间来研究中国文学。作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,他有足够的国际视野和文学鉴赏能力,他讲着一口流利的中文,还娶了一个中国妻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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